以下是對於跨文化（中國人）個性測量表（CPAI）的發展及其相關研究的簡要描述。若想要獲得更詳盡的介紹，請參閱Cheung, Cheung, and Fan （2013）的書本章節。
CPAI量表創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是由香港學者張妙清教授發起、由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與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學者共同開發、編制的一套人格測量工具。量表的開發過程採用了文化普適性（Etic）和文化特殊性（Emic）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人人格特徵的測量既包括了跨文化一致性的維度，又保留了文化特殊性的維度。CPAI開發的初衷旨在以科學的方法建立一套既符合心理測量學規範，又具有文化適切性的人格量表；爲中國人提供一個盡可能準確、可靠、幷且有效的人格測量工具。
歷史背景
在八九十年代，國內大部分的測量工具都引進自西方， 經過一定的翻譯和修訂之後爲己所用。這一“拿來主義”的方式雖然是無奈之舉，也省下很多研究的力氣，但同時却帶來許多不可忽視的問題。除去各量表翻譯和修訂的水平參差不齊外，在量表的操作使用和分數解讀上也存在著較大的誤區和隱患。首先，由於大部分的心理測量工具都是以西方的人格理論爲基礎，幷以西方人群的分數爲常模進行開發和編制的，它在其他非西方文化下的群體中的適用性要透過在這些文化中進行效度測試來驗證，即跨文化有效性和跨文化等值性的問題——引進、翻譯的量表在應用於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群體時，需要保證在題項和量表的各個層面上都具有跨文化的等值性，包括語言的等值性、維度和結構的等值性、測量學和心理學意義的等值性等（Cheung, 2009; Fan, Cheung, Zhang, & Cheung, 2011; International Testing Commission, 2010）。量表是否翻譯準確到位？是否仍然能够保持較高的信效度？它的常模是否需要做出適當的調整？這都是非常重要却又經常被忽視的問題。許多學者都在引進和翻譯國外量表的過程中發現了量表結構不完全適用和信效度降低的現象（Leong, Cheung, Zhang, Song, & Xie, 1998）。張妙清等人在對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第二版（MMPI-2）進行翻譯和修訂的過程中就發現了國外常模可能不能直接應用在中國人群中：如果不加辨別地使用美國常模，會導致一部分正常的中國人被誤診爲患有抑鬱、精神衰弱和精神分裂症（Cheung, Zhang, & Song, 2003）。因此，引進和翻譯的量表，如果被不加修訂和選擇地使用，會對使用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失甚至身心傷害。
其次，在量表的跨文化有效性和跨文化等值性得以保證的同時， 還需要考慮量表的文化適切性問題。主流心理學一般假設人格特質是一種穩定的、以生理爲基礎的、獨立於文化之外的特徵。跨文化研究研究卻發現了某些人格測量在使用上的文化偏差。人格特徵是在個體與文化環境的交互影響的過程中産生的 ，是個體適應環境的一種表現（Cheung, Cheung, & Fan, 2013），主流的心理學因該採取一個“文化”的觀點（Cheung, 2012）。這一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的支持，這些研究均在某些文化（特別是集體主義文化）中發現了一些未能體現在西方的人格量表中的、具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特徵（E.g. Choi, Kim, & Choi, 1993; Verma, 1999; Yang, 1996）。
可見，引進的量表必須經過恰當的翻譯和適當的修訂，達到心理測量學的標準後才能使用；但即便是如此地削足適履，它也無法全面反映非西方文化背景下人群的所有人格特質。正是基於這樣一些現存的問題和弊端，張妙清教授决定聯合兩地的學者，開發一套植根於中國本土文化的、更加適合中國人的人格測量工具。繼1990年張妙清教授和宋維真教授最先决定開發CPAI之後，香港中文大學的梁覺教授和內地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的張建新教授也受邀加入到研究的隊伍。迄今爲止，CPAI已經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和再修訂，成爲包含青少年版（CPAI-A; Cheung, Fan, Cheung, & Leung, 2008; Cheung, Leung, & Cheung, 2005）和成人版（CPAI-2; Cheung, Cheung, & Zhang, et al., 2008; Cheung, Leung, Song, & Zhang, 2001）、 具有一般人格測量和臨床診斷功能的多維度人格測量工具，幷被翻譯成英語（Cheung, Cheung, Leung, Ward, & Leong, 2003）、日語（Wada, Cheung, & Cheung, 2004）、韓語（見 Cheung et al., 2013）、越南語（Dang, Weiss, Tran, & To, 2010）、荷蘭語（Born & Jooren, 2009）、以及羅馬尼亞語（Iliescu & Ion, 2009）6種語言。中國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幷且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希望這一人格測量工具的開發能够幫助中外學者更全面、更準確地瞭解這文化背景下的群體的個性特徵，幷爲人格的跨文化研究貢獻一些力量。
量表發展歷程
CPAI在開發的過程中始終採用文化普適性和文化特殊性相結合的方式。在方法上遵循國際心理學的科學的量表開發程序；但在內容上借鑒却幷不依賴現存的人格量表，而是依照量表開發的“實證歸納—因素分析—演繹推理”的基本步驟（Burisch, 1984）來獨立地開發一套根植於中國本土文化的人格量表。具體的量表開發過程參考了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第二版（MMPI-2）和青少年版（MMPI-A）的開發程序（Butcher, Graham, Williams, & Ben-Porath, 1990），包括以下幾個基本步驟：確定人格維度、統計驗證各分量表與其所含題項之間的所屬關係、重新審核量表內容的各個維度，最後以統計方法對所有分量表進行提煉幷賦予其合理的描述。後期還加入了相應的效度量表。
CPAI （詳見Cheung et al., 2013; Cheung, Leung, Fan, Song, Zhang, & Zhang, 1996）
在“人格維度的確定和題項生成”的實證歸納階段爲了獲取盡可能全面和多樣的人格描述，尤其是那些在中國文化下較爲典型但却未能反映在西方的人格量表中的人格特徵，研究團隊採用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搜集策略，通過多種途徑收集有關人格的描述，包括現代中文小說、中國諺語、街頭訪問、相關的心理學研究成果等等。對於臨床量表，這些途徑包括：（1）參考內地和香港地區精神疾病診斷標準。（2）參考中國版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第一版（MMPI）和第二版中（MMPI-2）的臨床量表和內容量表使用的經驗。這些收集到的人格描述經過篩選、整合和歸納，共提取出38個人格維度，分別作爲38個人格分量表。其中26個人格維度納入一般人格量表，12個維度納入臨床量表。
人格維度確定之後，每個維度下包含約20~30個題項。除這些常規的人格測量題項外，CPAI的初測題項中還包含了1個借鑒於MMPI的效度量表：低頻率量表。所有常規題項和效度偵測題項共900多個交由初中語文教師對題項的語言難度進行評定，幷由來自不同教育和職業背景的小量內地和香港參與者對題項的語言表達流暢性和準確性進行評定。經過對部分題項的修訂和删减後，CPAI第一版（即1991年版本）共留下906個題項參與初測。其中，一般人格量表包括26個維度共589個題項，臨床量表包括12個維度共280個題項，以及效度量表的37個題項。量表所有題項均採用“是/否”兩點計分方式。
共有1167名來自於內地不同地域的成年人和580名來自香港的成年人參與了量表的初測。根據初測的統計分析結果，去除與項目總分相關較低或爲負向的題項、區分度較低的題項、以及意義重疊較爲嚴重的題項，幷對4組相關較高的量表進行合幷，最終量表共保留了22個一般人格量表，12個臨床量表，和1個效度量表，共計514個題項。每一個量表至少包含有15個題項。
爲了對1991年版的CPAI進行標準化，研究團隊於1992年在香港和內地對最終量表中的514個題項進行大規模施測。香港地區采取以戶爲單位的隨機抽樣，內地則採用不同區域的限額抽樣法。樣本群體均爲18~65歲的成年人，至少具有小學文化水平，包括可以進行中文閱讀的少數民族成員。標準化工作最終在內地獲得有效數據1884份，香港441份。通過對標準化工作得到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CPAI被進一步修訂和提煉，包括新增了2個效度量表：好印象量表和回答一致性量表。利用因素分析法對結果進行分析，在一般人格量表上得到了4個共同因子：領導性、可靠性、容納性和人際取向，總共解釋了59%的變量；在臨床量表上得到了2個共同因子：情感問題和行爲問題，總共解釋了55.8%的變量。另外，研究團隊在以大學生爲樣本群體的兩次額外施測中獲得了重測信度：各量表的1周和1個月重測信度均在0.56~0.94之間。
CPAI-2（詳見Cheung, Cheung, & Zhang, 2004a; Cheung, Cheung, & Zhang, et al., 2008）
對於CPAI，CPAI-2做了兩個較大的修訂。一個是增加了臨床量表的題項以覆蓋更多的症狀和擴大分數範圍；相應地减少了一般人格量表的題項。另一個修訂是增補了與“開放性”人格有關的維度和相應題項。雖然“開放性”在中國其他本土的人格量表中也不是一個顯著的人格維度，但爲了探究這一差异究竟是否來自中國人人格結構本身的獨特性，研究團隊决定在CPAI第二版中補充與“開放性”有關的人格維度。通過文獻回顧、非正式訪談和焦點小組訪談等文化普適性和文化特殊性相結合的方法，收集到體現開放性人格特點的關鍵詞或行爲描述，幷利用它來劃分子維度和生成相應的題項。這些題項經過篩選、初測和修訂之後，分別作為6個“開放性”被幷入CPAI，形成CPAI-2接受第二次的標準化。
2001年~2002年，CPAI-2按照CPAI進行標準化時的程序和抽樣方法在香港和內地進行第二次標準化。第二次標準化工作在內地的6個主要地域共獲得有效數據1575份，香港336份。通過對第二次標準化工作得到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在一般人格量表上仍然得到4個共同因子；在臨床量表上得到了2個共同因子。新添加的有關“開放性”的6個子維度幷沒有獨立地從因素分析中析出。其中4個子維度負載在領導性因子上（分別爲“新穎性”、“多樣化”、“多元思考”和“藝術感”），其餘2個分別負載於容納性因子和人際取向因子。可見，在中國文化下“開放性”幷非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人格維度，而是一個綜合的人格構念。它不但包括在個體主義文化背景下所體現出的認知上的多樣性與開放性，還包括在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在人際關係和人際交往方面的開放性和容納性。經過修訂和第二次標準化，最終版的CPAI-2共包含28個一般人格分量表、12個臨床分量表、和3個效度量表，共計541個題項（詳情）。
CPAI-A（詳見Cheung, Fan, Cheung, & Leung, 2008; Cheung, Cheung, & Fan, 2013）
爲了使CPAI這一人格測量工具更加全面，同時爲了更好地瞭解人格的變化發展過程，2003年CPAI擴展到青少年版本。CPAI青少年版本（CPAI-A）的建立以CPAI-2爲藍本，其編制過程與成人版大體相似，但在人格維度的確定上加入了與青少年更爲相關的方面，如“追求刺激”、“人生目標”以及“飲食失調”等等；相應的去掉了一些對當代青年人可能不太重要的維度，如“節儉-奢侈”。2005年CPAI-A先後在香港和內地進行標準化。香港地區通過限額抽樣的方式，共有2689名12~18歲的青少年參與了測驗，其中既包括在校中學生，也包括非在校青年（Cheung, Fan, Cheung, & Leung, 2008）。內地共有2744名來自全國不同地域的青少年參與了測驗（Cheung, Cheung, & Fan, 2013）。最終的青少年版本共包括25個一般人格量表、14個臨床量表和3個效度量表，共計509個題目。通過對標準化工作得到的數據進行因素分析，在一般人格量表上得到4個因子，分別爲：領導性、可靠性、情緒穩定性和人際取向；在臨床量表上得到2個因子，分別爲情感問題和行爲問題（詳情）。
CPAI的跨文化研究
由於CPAI同時包含了文化特殊性及文化普適性的維度，於是方便了研究者在使用時借鑒和對比以往已經建立的關於普適性人格的研究成果，或將不同的研究進行對比和整合（Cheung, 2006）。另外，CPAI已經被翻譯成多個語言版本且測試良好，有利跨文化的人格研究，探討人格的文化普適性與文化特殊性之間的關係。
Church（2010）指出，CPAI是少數在人格測量上顯示出增益效度的本土化的人格量表，而非只將“本土化”的人格特徵看待成普適性人格結構在該文化下的一種特殊的體現。CPAI的文化特殊性因子——“人際取向”是不曾被西方的人格量表所測量的。
與大五人格量表的對比研究
通過將CPAI-2與大五人格量表（NEO-FFI）進行聯合因素分析，共得到了6個共同因子（Cheung, Cheung et al., 2008）。當中沒有一個NEO-FFI的分量表負載在“人際取向”的因子上，同時CPAI-2的 “多樣化”、“多元思考”和“藝術感”均負載在“開放性”的因子上。因此，這6個共同因子分別爲大五人格的五個因子加上CPAI-2的文化特殊性因子“人際取向”。可見，“人際取向”是中國文化下一個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維度。
CPAI的文化共通性及特殊性
除與現有西方人格量表的對比研究外，在實證研究領域CPAI的文化特殊性維度也被多次證明其在對結果變量的解釋上所具有的增益效度（具體請參見後文）。
多項跨文化研究的結果發現，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維度“人際取向”幷不只存在於中國文化中，在其他非中國文化的群體中同樣存在。只不過這些人格特徵在他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幷不被重視或注意，因此沒有得到强烈的關注（Fan et al., 2011），這情況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尤為明顯。
CPAI已經在多個跨文化比較的研究中證明了它量表結構的跨文化穩定性和適用性（Cheung, Cheung, Howard, & Lim, 2006; Fan, Cheung, Zhang, & Zhang, 2011; Lin & Church, 2004）。在一項以華人、華裔美國人、歐裔美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爲樣本群體的跨文化研究中，參照大五人格用以證明其人格結構的跨文化一致性的方法（McCrae, Zonderman, Costa, Bond, & Paunonen, 1996）， 以CPAI-2一般人格量表的四因子結構爲目標矩陣對跨文化樣本數據做强制一致性（Procrustes rotation）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四因子結構在五樣本中得到了令人滿意的擬合：“領導性”和“可靠性”的因子一致性係數在0.95~0.98之間，“容納性”和“人際取向”的因子一致性係數在0.89~0.97之間。在隨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中， 五個樣本的數據與目標因子結構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擬合。在另外兩項分別以荷蘭大學生和羅馬尼亞成人爲被試的研究中，通過對CPAI-2一般人格量表所得數據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雖然四因子結構的提取幷不理想，但“人際取向”因子都成功地作爲一個獨立的因子被提取出來（Born & Jooren, 2009; Iliescu & Icon, 2009）。這兩項研究進一步說明，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特征“人際取向”在其他文化下也是存在的。
CPAI的應用
要奠定一套人格量表的效度，其中重要的一環是進行一系列的實證性研究，以探討該量表在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目的下是否都有其功用。
在工業與組織心理學方面，CPAI的文化共通性維度“領導性”對工作績效和五個領導行爲維度的自我評價有顯著的預測功能；文化特殊性維度“人際取向”被證明在橫向研究中對於MBA學生的職位高低的分析、酒店員工客戶導向意識的評測、以及高管領導行爲的預測等方面都具有增益效度。
在社會關係方面，文化共通性的人格維度如“樂觀”和“自信”與中國人的生活滿意度存在顯著相關；許多文化特殊性的維度如“親情“、“和諧性”、“人際觸覺”、“寬容-刻薄”、“人情”、“面子”等都與孝順、信任、人際影響策略、社會信任、交流風格、公民行爲、情商、創造力、生活滿意度以及性別認同等變量具有緊密的關係。除此以外，在對青少年職業生涯發展上等變量的解釋上，具文化共通性的“領導性”和“可靠性”與大學生的職業探索行爲有顯著相關，具文化特殊性的“人際取向”也具有可觀的增益效度。
具體細節請參考以下四篇文獻：Cheung & Cheung, 2002; Cheung, Fan, & To, 2008; Cheung, Fan, & Yao, 2012; Cheung, Zhang, & Cheung, 2010。
數個以精神病患為樣本的研究也顯示出CPAI在臨床診斷上的作用 (Cheung, 2007; Cheung, Cheung, & Leung, 2008)。另外，在標準化研究中，調查員也發現CPAI的臨床量表跟生活滿意度呈負面相關。在一次探討CPAI匯聚效度的研究中，調查員將CPAI跟MMPI-2比較，發現CPAI的臨床量表跟MMPI-2的抑鬱、焦慮、健康關注和脫離現實量表有顯著的相關 (Cheung, Cheung, & Zhang, 2004b)。但同時一些文化差异也展現出來：中國文化下人們對于如何界定精神疾病有著不同的社會標準。例如，對于某些在西方文化下用以指示病態特徵的題項，中國人由于其謙遜和自我抑制的特點在問卷作答時會使分數虛高，如MMPI-2“抑鬱”和“神經衰弱”量表中的題項。普通人格量表（尤其是跟人際關係有關的量表，如“親情”、“面子”、“阿Q精神”等）在預測病患的社交適應性上的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