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对于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发展及其相关研究的简要描述。若想要获得更详尽的介绍，请参阅Cheung, Cheung, and Fan （2013）的书本章节。
CPAI量表创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由香港学者张妙清教授发起、由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学者共同开发、编制的一套人格测量工具。量表的开发过程采用了文化普适性（Etic）和文化特殊性（Emic）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人人格特征的测量既包括了跨文化一致性的维度，又保留了文化特殊性的维度。CPAI开发的初衷旨在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一套既符合心理测量学规范，又具有文化适切性的人格量表；为中国人提供一个尽可能准确、可靠、幷且有效的人格测量工具。
历史背景
在八九十年代，国内大部分的测量工具都引进自西方， 经过一定的翻译和修订之后为己所用。这一“拿来主义”的方式虽然是无奈之举，也省下很多研究的力气，但同时却带来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除去各量表翻译和修订的水平参差不齐外，在量表的操作使用和分数解读上也存在着较大的误区和隐患。首先，由于大部分的心理测量工具都是以西方的人格理论为基础，幷以西方人群的分数为常模进行开发和编制的，它在其他非西方文化下的群体中的适用性要透过在这些文化中进行效度测试来验证，即跨文化有效性和跨文化等值性的问题——引进、翻译的量表在应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时，需要保证在题项和量表的各个层面上都具有跨文化的等值性，包括语言的等值性、维度和结构的等值性、测量学和心理学意义的等值性等（Cheung, 2009; Fan, Cheung, Zhang, & Cheung, 2011; International Testing Commission, 2010）。量表是否翻译准确到位？是否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信效度？它的常模是否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这都是非常重要却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引进和翻译国外量表的过程中发现了量表结构不完全适用和信效度降低的现象（Leong, Cheung, Zhang, Song, & Xie, 1998）。张妙清等人在对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第二版（MMPI-2）进行翻译和修订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国外常模可能不能直接应用在中国人群中：如果不加辨别地使用美国常模，会导致一部分正常的中国人被误诊为患有抑郁、精神衰弱和精神分裂症（Cheung, Zhang, & Song, 2003）。因此，引进和翻译的量表，如果被不加修订和选择地使用，会对使用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甚至身心伤害。
其次，在量表的跨文化有效性和跨文化等值性得以保证的同时， 还需要考虑量表的文化适切性问题。主流心理学一般假设人格特质是一种稳定的、以生理为基础的、独立于文化之外的特征。跨文化研究研究却发现了某些人格测量在使用上的文化偏差。人格特征是在个体与文化环境的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 ，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Cheung, Cheung, & Fan, 2013），主流的心理学因该采取一个“文化”的观点（Cheung, 2012）。这一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均在某些文化（特别是集体主义文化）中发现了一些未能体现在西方的人格量表中的、具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特征（E.g. Choi, Kim, & Choi, 1993; Verma, 1999; Yang, 1996）。
可见，引进的量表必须经过恰当的翻译和适当的修订，达到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后才能使用；但即便是如此地削足适履，它也无法全面反映非西方文化背景下人群的所有人格特质。正是基于这样一些现存的问题和弊端，张妙清教授决定联合两地的学者，开发一套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更加适合中国人的人格测量工具。继1990年张妙清教授和宋维真教授最先决定开发CPAI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梁觉教授和内地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张建新教授也受邀加入到研究的队伍。迄今为止，CPAI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再修订，成为包含青少年版（CPAI-A; Cheung, Fan, Cheung, & Leung, 2008; Cheung, Leung, & Cheung, 2005）和成人版（CPAI-2; Cheung, Cheung, & Zhang, et al., 2008; Cheung, Leung, Song, & Zhang, 2001）、 具有一般人格测量和临床诊断功能的多维度人格测量工具，幷被翻译成英语（Cheung, Cheung, Leung, Ward, & Leong, 2003）、日语（Wada, Cheung, & Cheung, 2004）、韩语（见 Cheung et al., 2013）、越南语（Dang, Weiss, Tran, & To, 2010）、荷兰语（Born & Jooren, 2009）、以及罗马尼亚语（Iliescu & Ion, 2009）6种语言。中国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幷且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希望这一人格测量工具的开发能够帮助中外学者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这文化背景下的群体的个性特征，幷为人格的跨文化研究贡献一些力量。
量表发展历程
CPAI在开发的过程中始终采用文化普适性和文化特殊性相结合的方式。在方法上遵循国际心理学的科学的量表开发程序；但在内容上借鉴却幷不依赖现存的人格量表，而是依照量表开发的“实证归纳—因素分析—演绎推理”的基本步骤（Burisch, 1984）来独立地开发一套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人格量表。具体的量表开发过程参考了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第二版（MMPI-2）和青少年版（MMPI-A）的开发程序（Butcher, Graham, Williams, & Ben-Porath, 1990），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步骤：确定人格维度、统计验证各分量表与其所含题项之间的所属关系、重新审核量表内容的各个维度，最后以统计方法对所有分量表进行提炼幷赋予其合理的描述。后期还加入了相应的效度量表。
CPAI （详见Cheung et al., 2013; Cheung, Leung, Fan, Song, Zhang, & Zhang, 1996）
在“人格维度的确定和题项生成”的实证归纳阶段为了获取尽可能全面和多样的人格描述，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文化下较为典型但却未能反映在西方的人格量表中的人格特征，研究团队采用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搜集策略，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有关人格的描述，包括现代中文小说、中国谚语、街头访问、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等等。对于临床量表，这些途径包括：（1）参考内地和香港地区精神疾病诊断标准。（2）参考中国版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第一版（MMPI）和第二版中（MMPI-2）的临床量表和内容量表使用的经验。这些收集到的人格描述经过筛选、整合和归纳，共提取出38个人格维度，分别作为38个人格分量表。其中26个人格维度纳入一般人格量表，12个维度纳入临床量表。
人格维度确定之后，每个维度下包含约20~30个题项。除这些常规的人格测量题项外，CPAI的初测题项中还包含了1个借鉴于MMPI的效度量表：低频率量表。所有常规题项和效度侦测题项共900多个交由初中语文教师对题项的语言难度进行评定，幷由来自不同教育和职业背景的小量内地和香港参与者对题项的语言表达流畅性和准确性进行评定。经过对部分题项的修订和删减后，CPAI第一版（即1991年版本）共留下906个题项参与初测。其中，一般人格量表包括26个维度共589个题项，临床量表包括12个维度共280个题项，以及效度量表的37个题项。量表所有题项均采用“是/否”两点计分方式。
共有1167名来自于内地不同地域的成年人和580名来自香港的成年人参与了量表的初测。根据初测的统计分析结果，去除与项目总分相关较低或为负向的题项、区分度较低的题项、以及意义重迭较为严重的题项，幷对4组相关较高的量表进行合幷，最终量表共保留了22个一般人格量表，12个临床量表，和1个效度量表，共计514个题项。每一个量表至少包含有15个题项。
为了对1991年版的CPAI进行标准化，研究团队于1992年在香港和内地对最终量表中的514个题项进行大规模施测。香港地区采取以户为单位的随机抽样，内地则采用不同区域的限额抽样法。样本群体均为18~65岁的成年人，至少具有小学文化水平，包括可以进行中文阅读的少数民族成员。标准化工作最终在内地获得有效数据1884份，香港441份。通过对标准化工作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CPAI被进一步修订和提炼，包括新增了2个效度量表：好印象量表和回答一致性量表。利用因素分析法对结果进行分析，在一般人格量表上得到了4个共同因子：领导性、可靠性、容纳性和人际取向，总共解释了59%的变量；在临床量表上得到了2个共同因子：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总共解释了55.8%的变量。另外，研究团队在以大学生为样本群体的两次额外施测中获得了重测信度：各量表的1周和1个月重测信度均在0.56~0.94之间。
CPAI-2（详见Cheung, Cheung, & Zhang, 2004a; Cheung, Cheung, & Zhang, et al., 2008）
对于CPAI，CPAI-2做了两个较大的修订。一个是增加了临床量表的题项以覆盖更多的症状和扩大分数范围；相应地减少了一般人格量表的题项。另一个修订是增补了与“开放性”人格有关的维度和相应题项。虽然“开放性”在中国其他本土的人格量表中也不是一个显著的人格维度，但为了探究这一差异究竟是否来自中国人人格结构本身的独特性，研究团队决定在CPAI第二版中补充与“开放性”有关的人格维度。通过文献回顾、非正式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文化普适性和文化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到体现开放性人格特点的关键词或行为描述，幷利用它来划分子维度和生成相应的题项。这些题项经过筛选、初测和修订之后，分别作为6个“开放性”被幷入CPAI，形成CPAI-2接受第二次的标准化。
2001年~2002年，CPAI-2按照CPAI进行标准化时的程序和抽样方法在香港和内地进行第二次标准化。第二次标准化工作在内地的6个主要地域共获得有效数据1575份，香港336份。通过对第二次标准化工作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一般人格量表上仍然得到4个共同因子；在临床量表上得到了2个共同因子。新添加的有关“开放性”的6个子维度幷没有独立地从因素分析中析出。其中4个子维度负载在领导性因子上（分别为“新颖性”、“多样化”、“多元思考”和“艺术感”），其余2个分别负载于容纳性因子和人际取向因子。可见，在中国文化下“开放性”幷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格维度，而是一个综合的人格构念。它不但包括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所体现出的认知上的多样性与开放性，还包括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开放性和容纳性。经过修订和第二次标准化，最终版的CPAI-2共包含28个一般人格分量表、12个临床分量表、和3个效度量表，共计541个题项（详情）。
CPAI-A（详见Cheung, Fan, Cheung, & Leung, 2008; Cheung, Cheung, & Fan, 2013）
为了使CPAI这一人格测量工具更加全面，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人格的变化发展过程，2003年CPAI扩展到青少年版本。CPAI青少年版本（CPAI-A）的建立以CPAI-2为蓝本，其编制过程与成人版大体相似，但在人格维度的确定上加入了与青少年更为相关的方面，如“追求刺激”、“人生目标”以及“饮食失调”等等；相应的去掉了一些对当代青年人可能不太重要的维度，如“节俭-奢侈”。2005年CPAI-A先后在香港和内地进行标准化。香港地区通过限额抽样的方式，共有2689名12~18岁的青少年参与了测验，其中既包括在校中学生，也包括非在校青年（Cheung, Fan, Cheung, & Leung, 2008）。内地共有2744名来自全国不同地域的青少年参与了测验（Cheung, Cheung, & Fan, 2013）。最终的青少年版本共包括25个一般人格量表、14个临床量表和3个效度量表，共计509个题目。通过对标准化工作得到的数据进行因素分析，在一般人格量表上得到4个因子，分别为：领导性、可靠性、情绪稳定性和人际取向；在临床量表上得到2个因子，分别为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详情）。
CPAI的跨文化研究
由于CPAI同时包含了文化特殊性及文化普适性的维度，于是方便了研究者在使用时借鉴和对比以往已经建立的关于普适性人格的研究成果，或将不同的研究进行对比和整合（Cheung, 2006）。另外，CPAI已经被翻译成多个语言版本且测试良好，有利跨文化的人格研究，探讨人格的文化普适性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Church（2010）指出，CPAI是少数在人格测量上显示出增益效度的本土化的人格量表，而非只将“本土化”的人格特征看待成普适性人格结构在该文化下的一种特殊的体现。CPAI的文化特殊性因子——“人际取向”是不曾被西方的人格量表所测量的。
与大五人格量表的对比研究
通过将CPAI-2与大五人格量表（NEO-FFI）进行联合因素分析，共得到了6个共同因子（Cheung, Cheung et al., 2008）。当中没有一个NEO-FFI的分量表负载在“人际取向”的因子上，同时CPAI-2的 “多样化”、“多元思考”和“艺术感”均负载在“开放性”的因子上。因此，这6个共同因子分别为大五人格的五个因子加上CPAI-2的文化特殊性因子“人际取向”。可见，“人际取向”是中国文化下一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维度。
CPAI的文化共通性及特殊性
除与现有西方人格量表的对比研究外，在实证研究领域CPAI的文化特殊性维度也被多次证明其在对结果变量的解释上所具有的增益效度（具体请参见后文）。
多项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发现，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维度“人际取向”幷不只存在于中国文化中，在其他非中国文化的群体中同样存在。只不过这些人格特征在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幷不被重视或注意，因此没有得到强烈的关注（Fan et al., 2011），这情况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尤为明显。
CPAI已经在多个跨文化比较的研究中证明了它量表结构的跨文化稳定性和适用性（Cheung, Cheung, Howard, & Lim, 2006; Fan, Cheung, Zhang, & Zhang, 2011; Lin & Church, 2004）。在一项以华人、华裔美国人、欧裔美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为样本群体的跨文化研究中，参照大五人格用以证明其人格结构的跨文化一致性的方法（McCrae, Zonderman, Costa, Bond, & Paunonen, 1996）， 以CPAI-2一般人格量表的四因子结构为目标矩阵对跨文化样本数据做强制一致性（Procrustes rotation）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四因子结构在五样本中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拟合：“领导性”和“可靠性”的因子一致性系数在0.95~0.98之间，“容纳性”和“人际取向”的因子一致性系数在0.89~0.97之间。在随后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中， 五个样本的数据与目标因子结构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拟合。在另外两项分别以荷兰大学生和罗马尼亚成人为被试的研究中，通过对CPAI-2一般人格量表所得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虽然四因子结构的提取幷不理想，但“人际取向”因子都成功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因子被提取出来（Born & Jooren, 2009; Iliescu & Icon, 2009）。这两项研究进一步说明，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特征“人际取向”在其他文化下也是存在的。
CPAI的应用
要奠定一套人格量表的效度，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进行一系列的实证性研究，以探讨该量表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目的下是否都有其功用。
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方面，CPAI的文化共通性维度“领导性”对工作绩效和五个领导行为维度的自我评价有显著的预测功能；文化特殊性维度“人际取向”被证明在横向研究中对于MBA学生的职位高低的分析、酒店员工客户导向意识的评测、以及高管领导行为的预测等方面都具有增益效度。
在社会关系方面，文化共通性的人格维度如“乐观”和“自信”与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许多文化特殊性的维度如“亲情“、“和谐性”、“人际触觉”、“宽容-刻薄”、“人情”、“面子”等都与孝顺、信任、人际影响策略、社会信任、交流风格、公民行为、情商、创造力、生活满意度以及性别认同等变量具有紧密的关系。除此以外，在对青少年职业生涯发展上等变量的解释上，具文化共通性的“领导性”和“可靠性”与大学生的职业探索行为有显著相关，具文化特殊性的“人际取向”也具有可观的增益效度。
具体细节请参考以下四篇文献：Cheung & Cheung, 2002; Cheung, Fan, & To, 2008; Cheung, Fan, & Yao, 2012; Cheung, Zhang, & Cheung, 2010。
数个以精神病患为样本的研究也显示出CPAI在临床诊断上的作用 (Cheung, 2007; Cheung, Cheung, & Leung, 2008)。另外，在标准化研究中，调查员也发现CPAI的临床量表跟生活满意度呈负面相关。在一次探讨CPAI汇聚效度的研究中，调查员将CPAI跟MMPI-2比较，发现CPAI的临床量表跟MMPI-2的抑郁、焦虑、健康关注和脱离现实量表有显著的相关 (Cheung, Cheung, & Zhang, 2004b)。但同时一些文化差异也展现出来：中国文化下人们对于如何界定精神疾病有着不同的社会标准。例如，对于某些在西方文化下用以指示病态特征的题项，中国人由于其谦逊和自我抑制的特点在问卷作答时会使分数虚高，如MMPI-2“抑郁”和“神经衰弱”量表中的题项。普通人格量表（尤其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量表，如“亲情”、“面子”、“阿Q精神”等）在预测病患的社交适应性上的别有效。